从故事人物说起

裴慧《刘震云〈一句顶一万句〉中的“中国式孤独”》

世代以做豆腐为生的主人公杨百顺却不想子承父业，而是痴迷于“喊丧”，崇拜“喊丧”的罗长礼。因为在他看来，“喊丧”具备“说话”的功能，事实上就是说话、交流。一方面，“喊丧”能够有效地自我表达。这一喊是沉重悠长且具有威力的，能够“让谁上前谁上前，让谁退后谁退后”。另一方面，“喊丧”可以得到回应。作为仪式的“喊丧”有众多观众，喊丧者能从观众的反应中得到被倾听的愉悦感。由于兼备表达与交流，“喊丧”成为杨百顺心中最理想的职业。

即便不能真正从事这一职业，他依然不计代价追随罗长礼的行踪，追求宣泄与交流的快乐。而这是他从磨豆腐、卖豆腐的日常生活中无法获得的。杨百顺对“喊丧”近乎偏执的热爱，表明了他要“说话”的强烈意愿，以及“无从说起”的压抑与寂寞。

尹若笛《〈一句顶一万句〉中的孤独意识》

言语的沟通是人与他人、与现实环境的连接点，平民大众的孤独便来自他们无人可以诉说也无人可以理解他们。《一句顶一万句》中的杨百顺便是如此，亲情层面上，其父老杨和其兄弟杨百业、杨百利虽均健在人世，却均不是他“说得着”的人，其父热衷于打鼓和卖豆腐，与杨百顺钟爱的喊丧毫不相关，二人又均不愿踏入对方的世界寻找兴趣点。友情层面上，杨百顺与李占奇因共同热爱罗长礼的喊丧而成为好友，变得有很多话说，但言语的沟通并未持续长久，友情的关系虽在，情感的内核却已成空。爱情层面上，婚姻是两个人从独立的个体走向互相融合的过程，夫妻本应是拥有最多话可说的关系，但杨百顺的妻子吴香香和他无话可说，使得孤独在爱情的载体上长久延续。看似喧嚣热闹的世界里，却难掩人类内心世界的孤独，而“说话”是我们唯一能够拿起来反抗孤独的武器。

乔媛、王大明《孤独着，并活着——论刘震云小说〈一句顶一万句〉》

《一句顶一万句》首先是建立在“说得着”和“说不着”这两个根本性词语上的。每个人都想有个“说得着”的人，每个人都在寻找那个“说得着”的人，寻到了之后又再次失去，这本身构成了一个诡谲的怪圈。吴摩西一辈子只有一个“说得着”的巧玲，却也一辈子失去这个“说得着”的人，孤独终老；牛爱国有了一个“说得着”的章楚红，却又“闪了”这个“说得着”的人。一开始“说得着”的人未必后来都“说得着”，章楚红和李昆、牛爱国和冯文修的经历就证明了这个道理。刘震云善于运用不断延展和补充的手法，把一个个有价值的东西撕毁给人看，把众生虚伪、丑恶的面纱无情地掀开，这个有价值的东西就是亲情、友情、爱情。

打铁匠的老李因为儿时的一件小事记恨自己的娘亲一辈子；老裴的老婆因为抓住其软肋强行要求老裴与其姐姐断绝来往；杨百顺因为几件事情就想杀死自己的父亲和兄弟；年老卧床生病的老杨以为自己对儿子杨百业说了实话才能吃上烙饼可见小心翼翼维持的亲情凉薄到了何等地步!老段在老杨中风瘫痪的时候来看望老杨，实则是来报一辈子不知遇的大仇；杨百利和牛爱国因为“喷空”成为朋友，却因为一个女同学邓秀文和五块钱分道扬镳；牛爱国遇到难事时候能指望上的三个人最后都指望不上，他和冯文修最后因为几十块的肉钱友情破裂；牛书道和冯世伦拉煤路上因为一个馒头的误会不再往来；老丁和老韩这对好朋友因为“赃款”六十七块钱瓜分不平而闹翻；“温记醋坊”的小温和“桃花村”酒庄的小周友情的中止通过一桩桩事件证明友情不可靠的同时，刘震云又把笔触伸向那充满背叛的爱情——吴香香背着吴摩西与隔壁老高私通、私奔；庞丽娜连续两次给牛爱国戴绿帽子最后和自己的姐夫出逃；章楚红和李昆由先前的“说得着”到最后的“说不着”和偷情亲情、友情、爱情关系在劫难逃，这个劫就是孤独的宿命。小说的主题，无疑就是孤独与寻找。

言语塑造下的孤独与荒诞

耿子惠《从刘震云〈一句顶一万句〉看中国传统轮回式荒诞与孤独的书写》

有人认为在中国作家中对“孤独”和“荒诞”主题了解得最为深透的当属史铁生。他从自身的不幸参悟出了生存的局限以及存在的困境不是哪个人、哪类人所独有的，而是全人类所共有的。这就说明人本身就具有的本源性荒诞，即人人都置身于荒诞的存在中这一事实却很少有人自知。人生来注定活在无数他人中间而且无法与他人彻底沟通。孤独就是“它以虚无为背景，又超越了虚无，它是人生悲剧中的微笑，荒谬命运中的浪漫，俗世社会中的精神乌托邦”（许纪霖，2007）。

……

世世代代的中国人就在这样的语言传承中被逐渐削减了身量的厚度，变成一只孤独的手掌倾其一生去寻找另一只对得上自我纹路的手掌。欠缺恰当的语言交流也使故事中的人物之间总存在着一些或深或浅的沟壑，人和人之间的感觉不怎么亲密。杨百顺少年读私塾时的先生老汪说：

“恰恰是圣人伤了心，如果身边有朋友，心里的话都说完了，远道来个人，不是添堵吗？恰恰是身边没朋友，才把这个远道而来的人当朋友呢；这个远道来的人，是不是朋友，还两说着呢。”（刘震云，2009)

尽管如此，书中依然体现出只要有“说得着”或“过心”的话，这便能成为照亮民间个体悲怆生存处境的一缕难得的星光。

“有些人说得着，有些人说不得着；有些人现在说不得着，将来或许能说得着；有些人现在说得着，将来未必能说得着；有些人这一辈子也说不得着。找一个能说得着的人过一辈子是福分，不管是爱人，朋友还是亲人。”（刘震云，2009)

当然，语言除了是人类自身无法割舍的属性之外，它的工具性也在书中占据了重要的地位，表现为人能选择语言而语言无法选择人，这就意味着为什么会在沟通中出现“话不投机半句多”的情景。当语言自身加入了很多“人”的元素之后，说话本身也就被增加了更多的功利性。书里众生被语言塑造出不同的形象之绕，也为读者点明了人的真实面目往往掩藏在诸多因素的盘绕之中。

张晓琴《千年孤独中国经验——论〈一句顶一万句〉》

说话的意义从来没有在《一句顶一万句》中这么重要。私塾先生老汪的学生的流失和变换非常频繁，原因是双方互不懂对方的说话。牧师老詹和杨百顺的分裂也是因为老詹说话杨百顺无法听懂。县长小韩之所以兴办新学的缘由不是为了开化民风、开启民智，而是因为自己说话时民众听不懂，于是就有了杨百顺对自己生活的愤怒，也就有了杨百利和牛国兴的“喷空”。而小韩后来丢掉县长的职位，竟也全然是因为他的说话。吴摩西和吴香香一起过日子是痛苦的，他们不亲竟然不是因为吴香香让吴摩西杀人，而是两人说不到一起，吴摩西与人说话吃力，吴香香却不吃力。吴摩西想，一个人总被另一个人说，一个人总被另一个人压着，怕是永无出头之日。吴香香能下狠心和老高私奔，就是因为他们在一起能说话，为了这个，吴香香竟也舍得抛下她的亲生女儿巧玲，因为巧玲和吴摩西说得着，与吴香香说不着。当吴摩西终于找到吴香香和老高时，发现他们生活落魄却情投意合，吃着白薯也在高兴地说话，于是，吴摩西发现自己错了。他恼火的是，一个女人与人通奸，通奸之前，总有一句话打动了她，这句话到底是什么，吴摩西一辈子没有想出来。

然而，说话对于人来说，却也是可怕的。文中的人物大多不怕死，死或者生，并不为其他的，有时就是为了话，人活在他人的话中，无可逃遁。文中不止一次出现这样的话:“已经把一件事说成了另一件事。”可见在说话之中，事情的本质和真相已经被掩盖，或者说它们已经变得不再重要，重要的是如何说，甚至如何绕。剃头的老裴要杀他老婆老蔡的娘家哥，不是要杀他这个人，是要杀他讲的这些理;也不是要杀这些理，是要杀他的绕;绕来绕去，把老裴绕成了另一个人。老裴觉得自己再被这么绕几次，非把自己绕死不可。被人杀了不算什么，被人绕死可就太冤了。在中国民间的生存语境中，人们对说话的恐惧由此可窥一斑。人怕被别人说。吴摩西，也就是杨百顺之所以带着巧玲走出延津，就是因为若他不出去找私奔的老婆和情敌，他就没有办法在延津继续活下去，“人丢了不找，大家都没脸”。于是，为了大家的说话，吴摩西只能出延津去找人，尽管这是假找。此外，小说中还有一些人不是害怕被人说，而是以与他人说话为苦事，比如吴摩西，比如牛爱国。

……

刘震云说:“世界上有四种话非常有力量:朴实的话、真实的话、知心的话、不同的话。当你遇到说不同话的朋友的时候，你的写作就开始了。”回到作家这里，我们也不难看到，刘震云将小说创作也当成说话的一种，除本文前面所说的与小说人物说话之外，还有小说的说话艺术。从本质上看，《一句顶一万句》本身就是一部说话的作品，中国古典小说的说话、民间的说话都是构成这部作品的重要元素，刘震云说他在山西走访时，将车停在一个大哥门前，这位大哥说了一句话:“兄弟，你出门在外，不容易。”他说:“这句话说得我心里特别温暖，就是这句话，奠定了《一句顶一万句》的叙述口吻和叙述语调。”日常的说话成为刘震云小说叙述语言与人物语言的基调，于是，阅读中，这部小说的语言让人产生联想，有人想到明清的野稗日记，有人想到《水浒》。

张东旭《孤独的存在坚韧的找寻——刘震云〈一句顶一万句〉评析》

在物质生存还颇为困苦的环境中，“说”，几乎成为人们全部的精神寄托，这“说”的背后其实是人们心灵孤独的一种反映，是封闭环境中人们精神遭压抑的发泄，是一种无可依附的自我满足感。比较典型的体现是杨百利的“喷空”。”“喷空”纯粹是一种精神的发泄，是一种没人相信也没人需要相信的东西，它的功能不是传播宣传意义，而实在是一种自我满足和宣泄的情绪和态度借以表达的出口。小说里面正面呈现的几乎所有的夫妻关系，都因“说不着”而陷入了困境，对于一个个婚外恋情，因为“说得着”，反而让人有了很大程度的谅解。

孤独意识与存在主义

彭茜、彭在钦《存在主义视域下的〈一句顶一万句〉》

“人人生而自由，人人都可以进行自由选择。”这是萨特“人学化”存在主义的原则之一。正因世界如此荒诞，处身在其中的个体理应得到绝对的选择自由。就是说，人作为一个独立的个体自为的存在着，在进行自由选择的同时去获得人存在的本质。而在加缪看来，绝对的自由是荒谬的，因为个体在获得绝对自由的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他者的自由。于是存在主义进一步揭示人与人的存在应是限制自由的存在，“一旦我存在着，事实上我就给他人的自由设置了一个界限……尊重别人的自由是一句空话……在这个世界里别人业已存在，并且我对别人而言是多余的。”于是，人生开始变得漫无目的，生命遁入虚无，荒诞的世界阻扰着人们获得精神上的粮食，个体与周围环境、与他人、乃至与自我疏离，最终被社会所异化。如同伊恩·罗伯逊所概括的那样：“人们在自己无力支配，并认为是在压抑的社会制度和社会条件面前所体验的一种束手无策、孤独和毫无意义的感觉。”

尹若笛《〈一句顶一万句〉中的孤独意识》

刘震云《一句顶一万句》借助存在主义哲学，通过杨百顺和牛爱国的生活反映个体生存的本质，二人在爱情、亲情、友情中体现出带有民族特色的个人精神面貌，从而揭示中国底层人民普遍的生活状况和精神状态，对孤独进一步追问。孤独意识产生的根本原因是中国国民对于自我认知的困惑，当人无法正确认识自己时便不能正确对待自身的处境，更无法走出外在环境的束缚和改善自身所存在的问题。

张东旭《孤独的存在坚韧的找寻——刘震云〈一句顶一万句〉评析》

小说文本其实告诉了我们一种“命若琴弦”式的宿命:人的一生，其实都活在这种寻求朋友的过程之中，“寻求”本身就是摆脱孤独的途径。每个人都在孤独寂寞中生存，每个人都在为摆脱这份孤独与寂寞开始了不懈地“寻找”。由上部吴摩西寻找巧玲出延津开始，到下部吴摩西的后人牛爱国寻找章楚红回延津终结，好似完成了一个生命的轮回，既彰显了人们为摆脱这种精神困惑做着挣扎和努力，但结局的无果而终又意味着这种种努力的徒劳与无意义。

这种种结局说明了什么呢?我们不难从中体会出存在主义哲学的人生况味。存在主义者认为人的生命存在是“被抛到这个世界上来的”。“被抛”、“被动承受”是存在主义哲学的关键词，生命的存在是身不由己，这种存在主义的思想内涵深深隐藏着文本的后面，深刻地挖掘出这个世界的本质，透视着人的心灵。在我国，似乎由于现实社会层面的苦难太多，人们对思想上启蒙和社会“解放”呼声更强烈，反而忽视了人存在本身的诸多问题 (诸如苦难问题，孤独问题等) 。这也可能是我们“现当代文学”作品的格调总体上有所欠缺的地方，只有在鲁迅的个别作品 (《彷徨》、《野草》) 我们方能感受到“悲凉之雾，遍被华林”的味道，略见了一丝存在主义哲学影子。对于“文学是人学”的作品，不能深刻揭示人的存在本质，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

小说人物通过“寻找”所做的悲凉抗争，无声地阐释着这个人生和世界存在的某种“真相”，彰显出了一种存在主义哲学的意味。在这个意义上，《一句顶一万句》不能不说是独到和深刻的。

挖掘中国式孤独的社会根源

周威《试论〈一句顶一万句〉的孤独主题》

中国是一个文化大国，整个中华民族在人类历史发展进程中都受到了儒家文化的影响。儒家主张“入世”，重视人的情感要与现实社会相融合，因此中国人注重现实生活的心理满足和社会效用。李泽厚曾说：“孔子不是把人的情感、观念、仪式（宗教三要素）引向外在的崇拜对象或神秘境界，相反，而是把这三者引导和消融在以亲子血缘为基础的世间关系和现实生活之中，使情感不导向异化了的神学大厦和偶像符号，而将其抒发和满足在日常心理和伦理的社会人生中。”

在西方社会，当一个人遇到了挫折，做错了事情或者有打不开的心结，他便可以去跟他信仰的宗教与神进行倾诉、交流与忏悔，在此过程中，寻觅到精神的皈依处。中国是人人社会，缺少一种如西方的神的绝对信仰，相比较而言，西方有向宗教倾诉的传统，而中国没有这样的传统。

陈自然《“千年”与“百年”，两种孤独——〈一句顶一万句〉与〈百年孤独〉之比较》

中国是一个“人人社会”，而西方是“人神社会”，相较而言，生活于“人人社会”的人更孤独。对此，刘震云做过深入的研究：

“在一个人人社会里，你如果有忏悔、痛苦、忧愁的话，你得在人中找到一个知心的朋友，才能告诉他。但是在人中找一个朋友是非常难的……就是找到了，当你变化了，朋友变化了，生活变化了，这其中任何一个变化发生了，你的朋友就不是朋友了。人生一知己足矣，并不是说你没有过知己，而是说你要找到不会背叛你的永远的知己……所以在人人社会里面，朋友是危险的，知心话是凶险的。这就是中国的生活及文化生态所带来的孤独。孤独在这个人人社会是无处倾诉的。这种孤独和西方的不同，更原始、更弥漫。”

裴慧《刘震云〈一句顶一万句〉中的“中国式孤独”》

从中国的文化来看，对低调和中庸是倡导的，但是对张扬和外放往往是持反对意见的，因此，在很长的发展时间中，也让中国人逐步形成了小心谨慎的做事风格，在此延伸出现的性格内向，也直接造成了和他人之间的沟通和交流的不畅。在刘震云的文学作品《一句顶一万句》中，将人和人之间的沟通和交流，使用“绕”的描述模式。从现实来看，很多的人对于自身内心的诉求往往不习惯直接表述，因此，很多的时候不能够直接开口，进而也就会产生一定的矛盾和误会。杨百顺对于师傅的分配曾经有过异议，但是碍于面子的问题，没有当面指出，同时在其他人的口舌搬弄以后，让杨百顺和师傅之间逐步生出嫌隙。老裴自身言语表达的能力不强，因此，让内蒙古女人怀孕一事，差点成为了误会，并且也成为了老婆对其指责的出发点。从老裴和杨百顺的经历可以看出，人和人之间因自我封闭的情况，让沟通和交流不能够良好地实施，进而也就出现了难以言喻的孤独。

从另外一个方面来看，在我国传统文化的影响下，中国人民群众对于现实的世界特别关注，但是对于意义感缺乏了认知和追求，自身超越的意识不强，让其在群体之间陷入了“话”之中，不能够真正进行交流。在文学作品中的角色，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农民，主要就是此类人与土地的关联性不大，并且在其个性中，还存在一定的不安分因素，如人物中很多都是手艺人或者是游街串巷的商人，但是精神世界和农民是相同的，也是日复一日的劳作，在职业生涯中也不能够对自身存在的价值和身份进行清晰的认知。

王悦华《由〈一句顶一万句〉看“中国式孤独”》

“中国式孤独”的普遍性主要是因为长久以来传统价值观中对“重群抑己”概念的过度强调形成了国人现有的极具中国特色的自我观。首先，“重群抑己”的群己观念是几千年来儒释道等各家思想共同作用形成的，但儒家作为几千年来统治阶级推崇的主流思想，它对“重群抑己”观念的形成起到了主要作用。余英时在谈及传统的群己观念时也肯定了儒家对“重群”观念形成的作用: “我们也不能否认中国传统更重视群体的秩序，名教纲常便是它在这一方面最极端的表现，而且和儒家结有不解之缘。”而儒家作为统治阶级推崇的思想，对“重群抑己”观念的宣传和强调几乎是极端的，在《中国之伦理精神》一书中，作者甚至直言: “儒家伦理精神是一种群体本位的伦理精神。”几千年来，儒家主要通过推崇 “礼”和“仁”来强化对个性的抑制。“夫礼，先王以承天之道，以治人之情，故失之者死，得之者生”，儒家通过推广等级森严的“礼”来强化对个体的压抑，加强国家统治; 通过“仁”将“礼”的约束内化为为人之德，甚至将传统道德提升到与生命同在的高度，故而个人利益和情感在集体面前常常失去存在的合法性，自我人格的发展受到长期的压抑和打击。

其次，由“重群抑己”观念推动形成的中国化的自我观对“中国式孤独”普遍产生起到了直接作用。顾名思义，自我观是人对自己的认识，“自我”是沿用了英文self的翻译，但其实在中国语境之下，自我也就是自己的意思。 “自我，又叫自我意识，指个人对自己的身心状况、人—我关系的认识、情感以及由此产生的意向（有关自我的各种思想倾向和行为倾向）”，长期受到“重群抑己”价值观的浸染，中国人在对自己进行价值判定或者说身份确认时也难以脱离集体概念，经常需要利用自己与社会群体中人的相互关系来认识和评判自我。孙隆基在《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一书中也表达了类似的观点，他指出在关于“人”的定义方面，中西方的差距在于，新教下产生的存在主义认为，人只要在褪去社会角色，以自我为“基地”对社会角色做出内省时，自我存在将会显现；而中国恰恰相反，“人”需要在社会关系中成为有人格的自我，自我需要在具体的社会关系中才能得到肯定，才有意义。这样的自我认知方式往往导致在缺乏和人深度沟通的时候，对自我的认知产生严重的问题，“中国式孤独”背后是自我认知问题的精神困境。所以，在儒家思想作为传统文化主流思想的几千年以来，“重群抑己”的价值观对中国民众的影响是极其广泛而深刻的，这就导致了“中国式孤独”的普遍产生，并且具有解构传统伦理精神的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