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一天,楼下来了个挑担的农民,头戴破草帽,高一声低一声地吆喝,招来不少孩子围观。我随父亲路过,凑近一看,担子两头的多层竹屉里,竟是一簇簇刚孵出来的小鸡,黄灿灿、毛茸茸的,让人心痒痒。在我的纠缠下,父亲买下六七只。回家,他用剪刀在纸箱上戳些小洞透气,纸箱便成了临时鸡窝。
那纤声细语让人牵肠挂肚。我一放学回家就冲向纸箱,先看后摸,再用双手捧起其中一只。小鸡用爪子钩住我的手指,瑟瑟发抖,阵阵哀鸣。
从20世纪50年代末起,粮食日渐紧张,我们身后的成人们早有打算:母鸡下蛋、公鸡食肉。可离那目标尚远时,它们因一场瘟病相继死去。
相比之下,养蚕要单纯得多。首先成本低,一只空鞋盒,几片桑叶铺垫足矣。蚕宝宝小得像米虫,但就身体比例而言,蚕宝宝的生长速度和食量都是惊人的。桑叶紧缺,方圆数里的桑树几乎全秃了。“春蚕到死丝方尽”,我的春蚕还没吐丝就死了。
养金鱼最容易——耐饿,十天半个月不喂食没事儿。唯一的麻烦是定时换水,那倒也是种乐趣:把鱼缸搬到水池中,用笊篱一条条捞出,放进碗里,怀着孩子天生的恶意,看它们大口喘息。金鱼的生活完全透明,我纳闷:是金鱼装饰我们的生活,还是我们装饰它们的生活?
二
我正发育的身体被大饥荒唤醒,惶惶不可终日。人们都在谈吃,谈的是存活之道。学校减少课时,停掉体育课,老师劝大家节省体能,少动多躺,晚饭后就上床睡觉。亲友们做客自备粮票,饭后结算。相关的发明应运而生:用各种容器养小球藻;把淘米水积存下来,每月可多得两三斤沉淀物——与其说是米粉,不如说是沙尘杂质之类。楼下沐家实行黄豆均分制,按颗计算。这生存之战实在是惊心动魄。
某个冬日下午,父亲带我和弟弟来到官园农贸市场,见到几只小灰兔蜷在一起取暖,嘴唇翕动,红眼闪亮。我俩向父亲苦苦哀求,最后买下一公一母。
到了家,两只兔子东闻闻西嗅嗅。我们跟着连蹦带跳,比兔子还欢。
父亲找来一个旧木箱和几块破木板,吱吱嘎嘎拉锯,叮叮当当敲打,终于制成现代化的兔舍:斜屋顶,木板从中隔成两层,有木梯勾连,铁丝网罩住木箱裸面,右下角开一小门,带挂钩。兔子在楼下玩耍、就餐、如厕,在楼上安寝。兔舍就安置在阳台上。
兔子胃口极大,好像永远也吃不够。我和弟弟只好背着口袋出门,先在大院里,继而向外延伸,从后海沿岸到紫竹院公园。在田野实践中,我们意外发现除了杂草,多数野菜人类均可食用,有的甚至是美味。看来人和兔子差不多,处在生存的同一起跑线上。
一天下午,我和楼下的男孩儿,为了改变我家兔子和他家母鸡的生存状况,决定大干一场。我们用铁丝做成钩耙,从1号楼的垃圾箱开始动手,一直搜到8号楼的垃圾箱。我们总共捡到146个白菜头,战果辉煌。
我们平分了白菜头。晚上回到家,把白菜头浸泡在水池里,一边刷洗一边跟父母讲述经过。他们却用异样的眼神看着我。他们认为,在地球的食物链中还是有高低之分。不由分说,他们接替我的工作,把洗净的白菜头放进锅里,用清水煮烂,再对半切开,蘸着酱油,啃咬较嫩的中心部分,咂巴咂巴,大赞美味。我早就饿坏了,于是也加入这白菜头大餐。阳台上兔笼咚咚作响。
三
饥饿感正在啃噬我们的生活。浮肿变得越来越普遍。大家见面时的问候语从“吃了没有”转为“浮肿了没有”,然后撩开裤腿,用手指测试各自的浮肿程度。母亲的小腿肚可按进一枚硬币,且掉不下来,被评为三级,那是最厉害的浮肿。众人啧啧称奇,有如最高荣誉。 母兔怀孕了。那时,生殖对我来说还是个谜。它日渐笨拙,除了进餐,基本都卧在楼上,从身上揪下一撮撮兔毛筑窝。
一天傍晚,我发现兔笼有异动,用手电筒一照,5只兔崽正围着母兔拱动。它们双眼紧闭,浑身无毛,像无尾的小耗子。我和弟弟妹妹打开小门,把兔崽一只只抱出来,放在手中轻轻抚摸。没想到再把它们放回兔笼时,母兔竟然追咬、驱赶它们。后来才知道,母兔是通过气味辨认孩子的,一旦身上有异味,便六亲不认。
采取应急措施:把小兔崽们抱进屋,放在垫好棉花的鞋盒里,用吸管喂养。除了米汤,还找出少许奶粉,那可是稀有金贵之物。兔崽们闭着眼,贪婪地吮吸着,我们如释重负。
第二天早上,打开鞋盒,5只兔崽全都死了。我们为自己的过错而哭。母兔却若无其事,谁能懂得兔子的感情生活呢?
它们的胃口越来越大,而附近的草地越来越少。我和弟弟越走越远,出了城门,深入田野,经常被乡下孩子驱赶。为了兔子,我们正耗尽口粮转化而成的有限能量。在同一生存的起跑线上,我们和兔子不是比谁跑得快,而是比谁跑得远。
在此关键时刻,表姐来家做客,她是北师大的学生。她建议把兔子寄养在她那儿——她们宿舍楼前有一大片草地,课间休息时正好放牧。
那是兔子的天堂。
那时我和弟弟正学游泳,先到北师大游泳池瞎扑腾,然后头顶半湿的游泳裤去看望兔子。它们欢蹦乱跳,咬咬凉鞋以示亲热。放牧兔子估摸和放牧羊群差不多,它们有时潜行如风,溜进繁茂的野草深处;有时警觉而立,收拢前腿,观望四周的动静。
可好景不长,有人告状,校方出面干涉,兔子又搬回家里。
四
谣言与饥荒一样无所不在。同学们围着教室的火炉一边烤窝头,一边大谈国际局势。一个流行说法是,苏联老大哥逼着咱中国还债,什么都要,除了鸡鸭鱼肉,还要粮食水果。我开始为兔子担心——记得电影里俄国人戴的都是兔毛帽子。
母兔肚子又大了,这回生了6只。对8口之家来说,兔笼嫌小了。我和弟弟找来砖头,把阳台的铁栏杆底部圈起来,让它们有更大的活动空间。
翌日早晨,我们大惊失色:竟然少了3只兔崽!这才发现,在“砖墙”上出现一道缝隙。冲下楼去,在龚家小菜园找到尸体。懊丧之余,我们加固了“砖墙”。可第二天早上又少了一只——落在了龚家窗台上的花盆里。我们快疯了,这盲目的自杀行为不可理喻,只好把它们全都关进兔笼。
春去秋来,幸存的兔崽长大了,要养活这4口之家更难了。搂草喂兔子,跑断了腿——我和弟弟走遍北京城,走遍城郊野地,整个暑假都在为兔子的生存而斗争。这是最后的斗争。冬天就要到了,怎么办?
父亲——我家最高行政长官做出决定:杀兔果腹,以解后顾之忧。我估摸在买兔子那一刻他就盘算好了——从野兔到家兔,正是我们的祖先保存狩猎剩余成果的方式。
我和弟弟激烈反对,哭喊着,甚至宣布绝食抗议。但人微言轻,专制正如食物链的排列顺序,是不可逆转的。
那是个星期天。我和弟弟一早出门,各奔东西,临走前没去阳台与兔子诀别。我顺着后海河沿,上银锭桥,穿烟袋斜街,经钟鼓楼,迷失在纵横如织的胡同网中。其实兔子眺望时站立的姿势很像人。我恍惚了,满街似乎都是站立的兔子。
天色暗下来,我和弟弟前后脚回家。一切都静悄悄的,看来大屠杀早已结束。最高行政长官躺在床上看书,母亲悄悄提醒我们,饭菜在锅里。她并没提到兔子,这是不言而喻的。尽管饥肠辘辘,我们坚决不进厨房。
我爬上床,用被子蒙住头,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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