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工者的故事 | lzc的小站

吕途

时评演讲

2018-08-26

文章字数: 7k

导读

转载源

我今天给大家讲的是打工者的故事。

2003年我刚博士毕业不久，在国外生活，我接受了一个国际研究项目的邀请，回到北京来做调研。我找到了当时在北京为工友服务的一家公益机构，叫北京工友之家，他们当时在海淀区的肖家河。我找到他们，跟他们的新工人艺术团去建筑工地为工友们演出。

新工人艺术团演出，2006年。后来工友之家搬到了北京的皮村，在那里创建了一所同心实验学校，为流动儿童提供教育，至今这所学校还幸存着，为一万多名流动儿童提供了教育机会。

2005年冬天，我到同心实验学校找机构的负责人之一王德志做访谈，当时他手里拿着喷枪在烤暖气片，太冷了，暖气冻住了，如果不及时把里边的冰块化开的话，暖气片就会冻裂，孩子们就会挨冻。

我拿着纸笔，低头看着我手里长长的问题单，然后抬头看着王德志手里拿的喷枪，我觉得特别尴尬，我觉得即使我的研究做好了，我的书写出来了，我的论文在国际会议上发表了，我不觉得我的研究对这个群体有什么帮助，我不觉得我可以帮到这些孩子。那我的研究又有什么意义呢？

机构另外一个负责人跟我说了这样一段话，他说你们这些研究人员来研究我们，就像是拿着照相机来给我们拍照，你们看到的我们只是相框里的这个片段，并不是真正的我们。

这样的一段话是我改变的一个节点。我意识到如果我真的想做有用的研究，我需要跟他们生活在一起。

2008年1月，我成为了北京工友之家的一名工作人员，也住到了皮村。我们机构的同事跟皮村工友的居住条件是一样的，几平米的出租屋是我们生活的全部空间。屋里边没有做饭的地方，就在外面搭一个棚。睡觉的地方就是下面垫着砖头，上面搭一个床板。

这样辛苦的条件，这么对付着生活，大家为什么可以忍耐呢？我当时就很疑惑。后来才知道，大家可以这样坚持、可以这样忍受的理由就是：大家都觉得在皮村是暂住，总有一天是要离开的。但是我就产生了一个追问：我们在这里真的是暂住吗？如果离开，我们会去哪里呢？

基于刚才那样一个追问，我就发起了一个调研：打工者居住状况与未来发展的调查。

我们当时访谈的是学校的家长，因为家长对我们很信任，这样的一个结果的可信度也是很高的。那是2009年，那时候家长的平均年龄已经38岁，现在10年过去了，他们48岁了，也就是说他们是打工的第一代。

那个时候我们看到这个调查的结果是，他们在北京已经平均居住了7年，在皮村也居住了超过4年以上，有为数不少的人已经在皮村住了5年甚至10年。在一个地方住4年、5年、10年，它不是暂住。

我们接着又追问了这样两个问题：如果你以后在城市找不到工作怎么办？65%的工友都回答：我要回老家。我又接着追问了另外一个问题：你以后的打算是什么？只有9%的工友回答：回老家。也就是说，在城市生活和工作是一种主动的选择，而回老家是被动的选择。

但是我的追问又来了，当初我们之所以从农村来到城市，就因为农村农业无法维持生计。那么将来有一天，在城市待不下去了然后回到老家，那个时候老家还回得去吗？

这样的一个追问就促使我继续进行调研。我做了城乡对应的调研，就是在城市访谈一组工友，然后回到他们的老家访谈他们的家人。

这是我访谈的一位工伤工友，他和妻子一起在深圳打工，夫妻都在深圳，但是他们的出租屋里边只有一张单人床，因为他们一个人上白班，一个人上夜班。

这是我在广州番禺拍的一张照片。小小的出租屋，我比较高但是我不胖，然后也就只能这样勉强走进去，里边一个台子可以用来做饭，旁边就是上厕所的地方。

看到这样一个空间，我心里边特别悲哀，因为我觉得在这个小小的空间里边，我们吃饭、睡觉、拉屎、撒尿，完成基本的生理功能。目的只有一个——第二天到工厂里边成为机器的一部分。

城市是这样的，农村又如何呢？这是我在四川邻水拍的一个照片。

大家都知道，农业生产很难维持生计。在过去的几十年中，粮价只涨了三倍，但是房价涨了一千多倍。粮食生产、农业生产很难维持生计，有的时候会赔本，因为现在我们大的自然环境受到了很大的破坏，分田单干之后水利设施又得不到维护。前几天我们工大学员发了一些照片，他妈妈在地头哭，颗粒无收。

这样一个情况，人们还是会在老家盖这样一幢房子。为什么呢？因为一个男孩子要想结婚的话，如果你没有这样一幢房子，你连相亲的资格都没有。这是我们一个工大学员，他有两个哥哥，两个哥哥就凑钱盖了这幢房子。虽然房子盖起来了，但是他们现在还都是单身。这就是房子里边的情况，成了老鼠窝。

这个漂亮的房子里边住着一位80多岁的老奶奶和8岁的小孙女。

打工者中，如果没有条件把孩子都带在身边的话，往往会把儿子带在身边，而女儿就成为留守儿童。农村的老人呢？我在贵州遵义访谈的这位老人70岁了，他说我有四个儿子，有一个已经失联了，有两个在南方打工，最近的一个在贵州，但是他回家也要三个多小时。

大家都知道农村小学在消失，医疗所、设备在消失，村庄在消失，说回农村去养老，怎么养老呢？

所以经过这一年的调研，一年的总结，我的研究发现就是——待不下的城市，回不去的农村，迷失在城乡之间。这是一个非常不乐观的状况。而处于这样一个状况中的人数却是非常庞大的。

根据我们国家统计局2018年4月份发表的统计报告，2017年农村户籍进城务工人员数量是2亿8千7百多万，这中间有8600多万的制造业工人。

2011年的时候，我在重庆的富士康访谈了一位女工，她不到20岁，上护校职高，生病了，本来想休学，后来就辍学了，辍学了以后到富士康打工。我访谈她的时候她已经在那里工作9个月了。

她告诉我，她说这个月我一天休息日都没有，我已经加班了一百多个小时。我就问她你以后的打算是什么呢，她说无论以后打算是什么，我肯定不会在富士康，因为这里不是人待的地方。

我们也有五千四百多万的建筑工人。也是2011年，我在河南的农村访谈了一位建筑工人的妻子，她在农村照顾着孩子，种着农田。她告诉我，她说我一年最多见丈夫一面，我已经变成了一个木头人。

也就是说如果我们有5400多万的建筑工人的话，那么我们就有5000多万不能团圆的夫妻和家庭。这中间我们还有2千5百多万的家政工，他们每天照顾着别人的孩子和老人，但是却见不到自己的孩子和老人。

中国现在已经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财富的创造者付出了巨大的代价，而这代价之一就是6877万留守儿童，稍微幸运一点的跟着父母来到城市，被称为流动儿童，一共3426万。那么他们真的稍微幸运一点吗？

我可以给大家讲一个真实的故事。就是在我们皮村同心实验学校，有一天我们一位六年级的老师发现一个学生两天都没来上学，就跟他的好朋友一起去找他，最后在皮村街上的超市里找到了他，他已经在那里上班了。

他说如果他在这里读完了小学，小学毕业了，没有北京户籍，爸爸妈妈一定会把他送回老家去念书。为了不一个人回老家，他就主动选择辍学。

我们刚才提到的打工第一代，他们很多年龄已经超过了50岁，有5000多万。当时他们有一个假想，就是说我在城市打工，然后有一天我会回到老家，但是这5000多万的第一代打工者回老家了吗？

他们没有回去。就像我刚才说的一样，过去回不去，如果不去好好建设它，我们为什么会想象今天和以后可以回去呢？所以这些年纪大的工友可能被拒绝进工厂，那么他们就在建筑工地，做拾荒或者是任何其他可以维持生计的工作。

如果说这样数量庞大的工友付出了青春和血汗的话，还有非常数量庞大的工友，他们付出的却是生命的代价，这就是工伤和职业病的受害者。

再给大家讲一个故事，也发生在皮村。因为我们现在是网络培训，所以工友可以在网上跟我们一起学习。这位工大的学员是一位木工，那天我们网络周会开始了，该他发言了，他就跟我说，他说老师，我今天没办法讲学习的内容，因为今天我的一位工友的手指被立刨打断了。当时我们就赶快去找那截断指，但是他的手指已经被立刨打得粉碎，跟锯末混在一起，连渣都找不到了，地上只有滴滴的血迹。他只有20岁，他不会拿到工伤赔偿，因为在我们皮村几乎没有工友是有劳动合同的，更没有工伤保险。

其实在我们接近三亿的打工者中，只有不到三分之一有工伤保险，很多人受了工伤以后需要走非常漫长的法律程序去争取工伤赔偿，有的时候要一年甚至更久。最终如果你真的很幸运，成功了，我认识的一个工友，他的一根断指赔偿了两万块钱。

前面的讲者也提到了留守儿童，留守儿童并不是中国独有的现象。2012年我去罗马尼亚探访那里的留守儿童，他们的爸爸妈妈不像我们是从农村到城市，在罗马尼亚，城市也难有就业的机会，所以他们会去欧洲的其他地方打工，比如去意大利。

跟中国的爸爸妈妈一样的是，他们也会把自己一辈子挣来的钱，甚至预支自己的收入去在农村老家盖一幢空空的大房子，期望着有一天可以回去。

我们今天能够忍受，把希望寄托在一个臆想上面、假想上面，那我们既不会拥有现在，更不会拥有未来。

但是这就是一个现状，这是什么导致的呢？我觉得这就是资本的逻辑，我们被它深深地套住了。

我看过一本书叫《劳工的力量》，讲述了1870年到1990年这一百二十年间资本如何在世界游走。1910年，汽车产业资本在美国制造了最大规模的汽车产业和汽车产业的工人，工人的数量增加了，工人的力量强大了，工会建立起来了，工人的工资就提高了，资本就逃走了。

他们逃到了西欧，同样的故事在西欧展开了，然后资本又逃走了，逃到了南非、逃到了南韩，在1990年代来到了中国，中国成为世界的工厂。

但是资本的逻辑只有一个，就是牟利，它不是为了这个社会健康地发展，当它剥夺了社会资源和廉价的劳动力之后，它会一走了之，留下一片废墟。这就是美国的底特律。

在中国也在发生这样的状况，当然我们中国地大物博，可能我们的资本转移不是一下子逃到国外去，而是从沿海逃到内陆。我们现在在广州、在深圳、在天津，都可以看到资本撤资撤厂之后留下的空空的厂房和楼房。

这样的一个现状我觉得我们需要有大的视野、宏观的视角，但是落实到现实中，我觉得我们每一个人——我自己是这样想的——我只能去做力所能及的事情。我做这个研究也是这样一个目的，我可以和工友一起去看清楚现实，然后才去思考有没有可能改变。

最后我的书终于面世了，但是我的预期并没有实现，因为我发现大部分工友没有时间、也没有习惯去读书。即便如此，我还是希望听到他们的反馈，所以我就把书送给他们。

这就是2012年的时候在苏州工友家园我们一起开读书会，当时现场有20多个工友，他们的反馈给了我特别大的冲击。20多个人，我数了，16个人是这样一种反馈：这个社会挺公平的呀。

啊？是吗？然后他们说即使不公平，也是合理的，即使不合理，也是正常的，因为这个世界就是这个样子。所以，这样的一种反馈，这样的一种冲击促使我继续做研究。

我在想，为什么我们都被管得服服帖帖，那么服从呢？工厂里到底发生了什么呢？我觉得这是资本文化和工厂文化共同作用，达到了这样一种状况。那工厂到底是什么样子呢？我就要研究工厂文化的这个问题。

开始我想着还像第一本书那样，跟工友做访谈，因为我有很多工友朋友，我就说咱们一周见一次面，做好记录，你到时候告诉我工厂里是什么样子。到了周末，我们就见面。

但我不知道该提什么问题，因为我没有在厂子里面待过，他也不知道我在问什么，觉得我很莫名其妙。说你到底想知道什么呀，我说我就想知道你们工厂里到底发生了什么。他说发生了什么，就是那个样子呗。这也让我明白了，文化是不能通过访谈去研究出来的，文化只有通过体验。所以我就进厂做了女工。

因为不敢用手机，这张照片拍得很模糊。这是2012年5月份，我在苏州一家台资厂的流水线上，车间里四条流水线，这是我工作的那个流水线。

我们线上大概有13个工友，前面隐隐地可以看到的那个蓝色的，是第一个工位，他的工位是印刷。四条流水线的第一个工位都是非常年轻的男工。他的工作台上会摆着几个气味非常刺鼻的瓶子，我们都知道那个瓶子的药水是非常有害的。

这是我上游的工位，她是一位中年妇女。四条产线的这个工位也一定都是一位中年妇女，因为她的台子上也会摆着一瓶刺鼻的药水，她会蘸着那个药水去擦电脑前框上的油渍。

很有可能，非常有可能，这样的一些药水会导致不孕不育。如果是非常年轻的男性和已经生过孩子的女工，受到这样的伤害反正也看不出来。所以在我看来，我们每天发生了那么多的工伤和职业病，其实都是一种故意伤害。

这个是我的工位，我的工位就是贴标签。我是上夜班，12个小时。不允许坐着，也不给你凳子，休息的时候也没有凳子。我数了一下，这8个小时里我贴了2620个标签，平均11秒贴一个。

上班之前和下班之后，都要排得整整齐齐的，被车间主任训斥，没有说话的权利，也没有提问的权利。所有的这些工位都太简单了，只要你四肢健全都可以去做，所以我们毫无价值，随时可以被替代，随便可以被训斥。所有这一切都是要告诉你，你什么都不是。

当这样长期地被贬低之后，其实最后我们自己也会贬低自己，觉得自己毫无价值。

刚才我说到了文化，什么是文化？文化是我们生活的全部。这个全部不仅包括了我们的工作，也包括了我们的生活，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我们知道自己回不去，知道住不进去，但是会盖那么一幢空空的房子。我们为什么结婚？为什么生孩子？我们的消费文化、我们的业余生活怎么样度过？这所有的一切都是我们的生活。

我在打工的时候住在女工宿舍里面，我那个车间是没有休息日的，但是为了知道周末的时候女工是怎么度过的，那个周日我就没有去上班。

我发现我下铺的那个女工平时不到六点就要起床去上班，到了周日的早晨不到八点她还是起来了。我说你不是今天休息吗？她说休息了反正也没事干，也没有地方可以去，还不如去上，也就没那么无聊了。

我对面上铺的那个女孩子周六一个晚上都没有回来，我就问旁边的人，我说她干吗去了，她们就告诉我她去跳炫舞，我说这挺好的，还能锻炼身体。她们说不是，说那叫QQ炫舞，是电脑上的一种游戏。在宿舍里的两个女工就在看韩剧。

看了这样一个女工宿舍的场景，我觉得大家也会觉得很无力。如果我们想改变这样一种状况，怎么可能改变呢？我觉得每个人身上其实都有很多的能量，但是当我们没有方向的时候就会很无力。

我在苏州访谈了一位男工，他跟我说：我小学蹲级了两次，念了八年，都没学会怎么用拼音，后来外出打工，我为了玩游戏，需要打拼音，我一周就学会了。

后来他说，他发现在外边打工工资都特别低，但是有一个工种的工资稍高，就是模具师傅，但是你要想会做模具的话需要绘图。他说我初中几何根本就没及格过，但是为了能够找一份工资稍高的工作，他就把几何书拿出来自学，学完了他就会绘图了。我访谈他的时候他已经是模具师傅了。

所以说，一个人的改变是非常有可能的，只要他知道他要做什么，他为什么要做。我觉得工友思想文化的改变一定也是这样的一个逻辑。

这个女工的名字叫佳俊，1986年出生在湖南偏远的一个农村，她出生后不久爸爸妈妈就去广州打工了。三年以后她的弟弟出生了，爸爸妈妈把弟弟带到了广州成为流动儿童，她继续做留守儿童。

后来上初中的时候她就住校了，初三的时候爸爸妈妈把她接到广州去团聚，春节过后她该回去念书了。爸爸妈妈给她买好了火车票，交好了学费，但是她就在床上两天也不起床，也不吃饭，也不说话。佳俊就这样辍学了，那年她15岁。

一个15岁的女孩子怎么办呢？她弄了一个假身份证，搞大了几岁，然后就进厂了。她进了一家制衣厂，工作特别辛苦，每天加班到12点，五一、十一没有一天休息。十五六岁的一个女孩子半年就干不下去了，她就辞职了。

那时候是2002年、2003年左右，一辞职不得了，她找不到工作了。半年以后终于在另外一家制衣厂找到了工作，她就老老实实地上班，这家制衣厂工作更加地辛苦，有的时候要加班到后半夜两点多。

这样坚持了两年多以后，佳俊实在受不了了，还是辞职了。但这一次学乖了，她在辞职之前找到了另外一份工作，那是一家皮具厂。这家厂是一家讲劳动法的厂子，加班不会超过晚上9点，还有双休日，而且工资也不比原来的低。佳俊就特别开心，觉得自己上了天堂一样。

但是工作了一段时间之后，佳俊就在想，难道我这一辈子就是要这样两点一线地度过吗？这样的生活有什么意义呢？而且让佳俊同样困惑的是，有了周末，甚至有双休日，突然有了这大把的休息时间，但是佳俊不知道用这个时间来干什么。

有一次休息，她在街上闲逛，一抬头看到了一个招牌——公益图书室。她就走了进去。原来这是一家为大家提供免费图书借阅的一家公益机构，也会组织各种各样的文娱活动。

佳俊开始的时候不以为然，后来有一次母亲节的活动佳俊特别感动，从此她就成为了这家机构的骨干志愿者。一年以后，她就成为了这家机构的工作人员。2012年的时候，佳俊创办了一家女工社区活动中心，2015年的时候，佳俊创办了一家为流动儿童提供服务的社区活动中心。

我把佳俊的故事收录到这本书里——《中国新工人：女工传记》。这本书一共收录了34个女工的故事。我写这本书是为了什么呢？她们因为跟我一般关系都比较好，我访谈她们，她们会接受我的访谈，但她们总是会问我：我的故事有什么好讲的？写出我的故事有什么意义呢？有谁会愿意去看呢？我自己都不想去看。

其实不是的。我觉得如果我们想找到出路的话，首先要认清现实，还要认清自己，同样重要的是我们也要回顾历史。所以这34个女工的故事，年纪最大的是1951年出生的，她当年是国企工人，年纪最轻的是1994年出生的新工人，每个人的生命历程其实都折射了社会历史。这些女工她们整个的生命历史，其实也就跨越了我们新中国近70年的国史。

最后再给大家讲一个故事，就是珠珠的故事。她1988年出生在广东潮汕地区。如果你出生在那个地方，你又恰巧是一个女孩子，你又恰巧是家里的老大，那你就得小心了，你很可能就会辍学，珠珠就是这样。她小学三年级就辍学了，辍学以后照顾弟妹，14岁就开始打工了。

十多年她去了很多地方，做了各种各样的工作，后来有一天她在地上捡到了一张宣传单，上面是一家公益机构组织的活动。珠珠比较大胆，就去了这家机构。人家告诉她，说北京也有一家机构，那里还可以提供免费的培训，于是珠珠就成为我们工人大学的二期学员，毕业之后在同心实验学校工作。她在我们学校工作了三年，珠珠说我从来没有在一个地方待这么久，原来这就是我想要找的一个地方。

我觉得一个人一旦经历过痛苦和黑暗之后，如果他看到了一点点希望和光明的话，他一定会向着阳光去生长。我觉得佳俊和珠珠的故事就是这样。

珠珠在我们学校工作了三年之后，2014年的春节回老家了，这是因为春节之前，她爷爷选择了自行了断自己的生命，因为从小是爷爷奶奶把她看大的，珠珠说不希望再失去陪伴奶奶的机会。

还有就是珠珠希望把在北京学到的教育理念和方法带回家乡，她希望家乡的女孩子不会像她一样早早地辍学。就这样，珠珠回到家乡创办了一家小小的图书室。现在四年多过去了，一家小小的图书室扩展成三家小小的图书室。后来她还创办了女子夜校。